[3][古罗马]盖尤斯：《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对于我国而言，行政法学受到大陆法系的更大影响，在体系上更加观照和强调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政策研究的加入多少会与这个既有体系产生冲突。原因在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究竟为何？对此国内学者众说纷纭。

同时，政策也是法源的一种可能来源从二律背反走向相得益彰 政策研究可以为行政法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但也一样会使得行政法学的研究看起来更加的混杂和模糊不清。例如，很多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以契约为例，其发端往往在于地方政策和实践，进一步扩展为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推动、指引和鼓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运用行政合同制度治理社会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一种新的制度选择。同时，政策也是法源的一种可能来源。具体表现在，行政法学的法源、法律适用等内容与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而后者则可能涉及行政法学中新的概念，例如私经济行政。传统行政法学则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合法性，并主要围绕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展开。公共数据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对公共数据的分析与利用存在分散化、单一化、无秩序、低效率及不公平的缺陷。

任龙龙：《论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第133页。淘宝公司认为美景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侵犯了自身的数据财产权。2.企业数据的新型权利保护途径 以企业数据控制权作为新型权利保护企业数据利益。[79]甚至有学者人认为，广义的公共数据还包含了政府公开的数据。

比如狭义著作权法中作品的作者对自身创作作品不仅享有署名权、发表权和修改权等人格性权利，也享有复制权、出租权等财产性权利。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5031号民事判决书。

[74]陈华彬：《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所有权规则立法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第13页。参见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2)闸刑初字第997号刑事判决书。[6]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数据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个人数据法律保护问题肇始于对传统个人隐私权(人格权部分)的研究，大数据时代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数据的财产性价值，注重对个人数据财产性价值的挖掘与利用。因此法院颁布了临时禁令判决Linkedin公司不能禁止hiQ进行数据爬取。

姚宇：《论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以土地发展权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6页。单个的个人数据并未体现出太大的财产性价值。一方面，从司法成本上看，对权利而言，无救济则无权利，现实纠纷中权利的实现与救济还需依赖于有经费保障的法院的强制执行。[47]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248页。

[7]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第37页。[21]个人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主张，体现个人在法律层面对自身数据人格权益与财产性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诉求。

另一方面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新型权利)角度，[42]保护个人的财产性权益在内的合法权益。于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与入罪边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第21-22页。

本文认为，数据权益保护中的利益位阶规则有如下几类。[40]比如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五)项、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及《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4条等对个人数据定义的界定都采取可识别性的标准。此时，从数据产业与信息流通自由角度而言，企业自由利用脱敏数据应当是被允许的，不再受制于个人数据的人格性利益，除非脱敏化数据通过技术处理可以反向再识别出个人信息。其五，个人数据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关于数据的纠纷不断涌现，近来数据纠纷喷涌之势愈甚。换言之，脱敏化处理后的数据，人格因素的信息被人为地技术弱化甚至消亡。

采用政府管理化路径保护公共数据具备三点优势：一是充分挖掘公共数据的潜在价值。比如校园贷款退费、航班取消、中奖信息、积分兑换信息、交通违章提醒，等等。

[58]数据主体有权无障碍地将个人数据从其提供给的数据控制者那里传输给另外一个数据控制者。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条也规定，生产经营活动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20]李陶：《欧盟版权制度改革触及谁的利益》，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11月29日，第7版。此外，商品化权也是人格符号被商业化利用，从而获得财产性利益的典型。

1.以隐私权为切入点的权利法定化个人数据保护路径 隐私权已被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认可，对个人数据是否采用传统隐私权的保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在早期，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个人数据纳入隐私权保护。新型权利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为尚未被法律规定为权利，却值得司法实践中进行保护的利益。这种诗作只有符合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才能称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25]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4034号民事判决书。

[64]比如大众点评网诉爱帮网案中，法院认为大众点评网上用户的点评内容的集合不具有独创性，不能构成汇编作品。但上述学者均未区分个人数据或企业数据是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直接将数据定性为权利的做法并不可取。

如果允许网络数据利用中随意搭便车，不仅造成数据主体的权益受到损害，也会极大削弱企业投入数据产业的积极性，人们享受网络科技带来的数据红利势必减损。在康德看来，缺乏理性的财产属性的物不过是手段，理性的人才是目的。

应对企业数据垄断问题，可借鉴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对企业数据的权利设定必要限度的限制条款，平衡企业数据权益与信息利用自由之间的关系。公共数据的开放，不仅可以为公众的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优化数据资源配置，降低决策主体因政策或环境不确定带来的不确定损失，也可推动数据经济等新型数据产业的发展。

[75]本文认为，企业数据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属性的控制权，企业数据控制权呈现的排他性效力是一种弱于所有权，但强于相对权的支配权。[13]参见王宏：《论民法总则制定后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建构——从作为请求权的新型基础权利出发》，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1页。不过，并非任何的利益都可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对新型权利的甄别和认知标准，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综合考量。其四，个人数据携带权。

个人数据相关权利是一种积极主动性的权利，与消极防御型的隐私权存在差异。[63]参见李扬、李晓宇：《康德哲学视点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9期，第50页。

[27]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著：《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4页。程文婷：《实验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演进》，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82页 [6]武长海、常铮：《论我国数据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载《河北法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

[62]另一方面，关于数据汇编作品，《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的汇编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独创性的智力创作，就应给予保护。[64]二是独创性的数据汇编作品要让位于合理使用，这是企业不选择著作权法保护转而选择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数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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